被“妖魔化”的培生和它的“新掌門”范岳涵

　　導語：因為環(huán)球雅思和華爾街英語，國內教育培訓行業(yè)對培生熟悉了許多。事實上，培生的商業(yè)帝國遠不止于此?！敦敻弧冯s志的這篇深度報道起底培生的商業(yè)路徑，并犀利揭露目前培生在北美市場遭遇到的“窘境”-包括2起行賄案件和美國教育界對其標準化考試的質疑。被美國學生比喻為“伏地魔”的培生，在搶占北美市場中的功過究竟在哪里？這篇長文還原一個外界所不知道的培生以及它的轉型布局，請耐心閱讀。

　　被媒體描述成“魔鬼化身”的培生集團CEO范岳涵(John Fallon)今年52歲，面色紅潤，操著令人愉快但不過分矯揉造作的英國腔，似乎更像是在當地酒館看到的人，而不是有著82億美元年營收，試圖重塑全球教育并給很多人帶來焦慮和不安的企業(yè)的“掌門人”。

　　范岳涵在2013年1月接替了原培生集團CEO瑪喬麗·斯卡迪諾(Marjorie Scardino)，他在進行重塑這家有171年歷史的出版公司的龐大行動。他的目標不僅是建立更成功和更可持續(xù)的業(yè)務，而是在做一個重要的轉型-在培生傳統出版業(yè)務萎縮時，尋求新的出路。

　　他這樣說道：“無論我們的客戶是中國的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家長，還是美國數以千計的學區(qū)，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努力做的是同一件事——幫助提高學習成果。”問題是，很多家長、教師和其他人都以非常不同的眼光看待新培生集團。他們中很多人，特別是占該公司營收約60%的北美地區(qū)的人，將其視為教育行業(yè)的哥斯拉怪獸。

　  被“魔鬼化”的培生，遭遇美國市場強烈抨擊

　　在他們看來，培生是要控制這個過程的全部，從教師資格認證到課程，從評估學生的考試到考試評分，并不斷擁有和運營自己的學習機構。教師帕梅拉·凱西·納格勒在博客中嘲笑該公司的“永遠學習”口號，稱實際是“永遠盈利”。保守人士鄙視讓外國人塑造美國教育的想法。

　　培生在美國市場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抵制。紐約市47位校長最近聯名寫信，批評培生的競爭是其“錯誤歷史”。最重要的是，人們害怕該公司的影響力。紐約霍夫斯特拉大學中學教育學教授阿蘭·辛格寫了大量有關該公司的文章，稱培生是企業(yè)“章魚”。

　　前教育部官員戴安娜·拉維奇(Diane Ravitch)，嘲笑她所稱的“培生化美國人的頭腦”。該公司的名字已經滲透到美國流行文化中，喜劇演員Louis C.K.在推文中抨擊了培生。

　　當然，教育一直是人們關心的領域。沒有什么事情比塑造孩子的思想更讓人激動的，培生通過數十年的課本發(fā)行業(yè)務深知這一點。但今天標準化考試似乎對很多人來說是教育的目標——如No Child Left Behind(不讓一個孩子掉隊)計劃和新的Common Core(公共核心課程)標準就包含這個意思——而不是實現教育目標的途徑。除了教學中日益使用科技、政府投入減少和私營部門資助的改革運動，公司也在如何教育孩子和教什么上發(fā)揮了更大的影響。

　　在美國，考試是分歧最大的問題。軟件及信息行業(yè)協會(SIIA)稱，過去3年里高中學生評估業(yè)務增長到了25億美元。一些人認為，“大考”是建立責任制的最好方式;其他人認為這沒有作用，鼓勵了錯誤的事情。不管怎樣，考試現在是教育科技里最大的部分——僅10年時間培生就從未存在變成了主導考試王國。

　　范岳涵已經習慣了人們對培生的嘲笑。他強調該公司的目標是幫助學生成功——最終決定權依然掌握在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員手中。此外，該公司稱其研究顯示，聽說過培生的美國人中83%對其有著良好印象。

　　范岳涵表示：“在教育這樣重要的領域，情感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是為家長、政府、教師服務，最重要的是為學生服務。我們努力在長期采取正確而不是流行的行動。如果有時這我們必須同時接受批評與贊譽，希望這是顯示我們在走明智的中間道路。”他堅稱：“越多人使用培生，他們越會說‘你沒有達到我想要的標準’。”

　  培生標準化教學效果背后的制定者—布萊爾的幕僚，邁克爾·巴博

　　培生推動數據驅動教育成為聰明的戰(zhàn)略。早在斯卡迪諾擔任CEO時，培生就開始這么做，將培生的出版和教育品牌擴大至企鵝和金融時報以外領域。在范岳涵領導下，培生加快了步伐，他進一步擴張至新興市場，過去2年他努力將大雜燴式的業(yè)務變成了更統一的整體。

　　范岳涵重組了培生，削減了2.15億美元成本和裁員4000人，并在海外并購數字和其他教育企業(yè)，最近以7.21億美元收購了巴西英文學習連鎖機構Grupo Multi。由于重組費用和舊業(yè)務下滑超過了新業(yè)務的增長，2013年培生的凈利潤比2011年下滑了約18%至8.54億美元。

　　但該公司的股價相對平穩(wěn)，部分因為范岳涵迅速降低了市場的預期，將培生的轉型比作IBM從硬件轉向軟件的行動。他表示，將公司重組為他所稱的關注點集中的“一個培生”基本完成。這肯定不容易。花旗集團歐洲媒體資產研究主管湯姆·辛格赫斯特表示：“范岳涵遭到最密集的炮火洗禮。”

　　在培生的最主要收入來源——標準化考試文化，遭到攻擊時，范岳涵必須讓這個世界相信，該公司是真正的學習力量，而不僅是不久可能不再流行的一種教學方法的執(zhí)行者。培生的理論家是其首席教育顧問邁克爾·巴博。59歲的巴博可能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工作者。

　　他曾是倫敦大學教授，他在不經意間隱隱約約會透露出學者的風范。巴博是前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領導下進行的英格蘭教育改革的關鍵設計者，那次改革關閉了表現不好的學校并且加強了全國性標準的執(zhí)行。布萊爾后來還要求巴博將這種方法應用到其他服務。(他的表現也為他贏得了爵士頭銜)。在巴博離開政府后，他去了麥肯錫擔任教育業(yè)務主管，然后在2011年加盟培生。

　　2013年他發(fā)表了“The Good News From Pakistan”(來自巴基斯坦的好消息)報告，施行了他的教育理念—— “deliverology(投遞學)”，雖然名字不夠好聽，但是卻在巴基斯坦的偏僻地區(qū)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巴博對培生的影響力輕描淡寫，卻反復重申讓美國人聽起來像是鼓吹建立全球教育標準的理論。

　　他表示：“說我們在制定全球標準肯定不是真實的，全球正在發(fā)生經濟和科技變革，影響著各行各業(yè)。但這不是培生引發(fā)的，而是全球化趨勢所導致。學生將成為全球勞動力市場的一部分，不是工作移動就是人員移動。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將遇到就業(yè)問題，我們看到歐洲和美國都存在。這只是世界變化的方式，我們想確保，當我們說某個人擅長數學，那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擅長數學。”

　  外界不知道的“培生帝國”，由多元化業(yè)務轉為聚焦教育

　　和培生悠久的歷史相比，培生的教育生涯很短暫。1844年S. Pearson & Son建筑公司在約克郡成立，到19世紀末培生成為了在埃及擁有Sennar大壩、在中國擁有鐵路甚至在紐約市有哈迪遜河隧道的企業(yè)巨頭。到了20世紀20年代，培生業(yè)務開始多元化，收購了Lazard投資銀行和Château Latour酒莊以及杜莎夫人蠟像館。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培生進入報紙和圖書出版領域，當企業(yè)巨頭不再時髦時，培生將業(yè)務集中在媒體和出版，關注當時穩(wěn)定、利潤高的業(yè)務。時任CEO斯卡迪諾加大投資，在1998年以46億美元收購了Simon & Schuster的教育部門，并出售了杜莎夫人蠟像館和Lazard銀行。培生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商。

　　培生真正的目標更為遠大。全世界教育都在朝更好的考試和使用科技方向發(fā)展，這給培生轉型業(yè)務提供了契機。

　　2000年，培生花費25億美元收購了美國最大的考試公司NCS，并開始開發(fā)課本以外的教育產品。斯卡迪諾曾對《華爾街日報》稱：“內容是王，但現在我們將有能力將內容和應用整合在一起，這將讓我們成為真正的王。”

　　此舉是響應喬治·布什政府的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該政策要求學區(qū)通過增加考試衡量學生和學校的教學成果。其觀點很清楚：學校沒教育好學生，最好的改進方法是理解——和評測——教師和學生錯在哪。奧巴馬總統繼續(xù)推動這種評估，是用考試作為標準，要求各州在政府的Race to the Top競賽中相互競爭，以獲得聯邦政府的教育資金。

　　隨后在2009年，46個州承諾按照統一標準規(guī)定實行更嚴格的標準，希望扭轉美國學生與其他國家學生相比成績急劇下降的局面。這意味著出現新的教材、新的技術、當然還有新的考試，所以培生成為一個最完美的合作者，它當時已經收購了很多考試業(yè)務。今天，分析師認為培生控制了約60%的北美考試市場。

　　斯坦福高級研究分析師克勞迪奧·阿斯貝西表示：“這個戰(zhàn)略有意義。如果你相信社會壓力推動了教育成果的提高，沒有錢讓更多教師給學生上課，下一個最佳戰(zhàn)略是使用科技。”培生不再是乏味的課本出版商，而是在一個新生但具有爭議的行業(yè)里，成為強有力的競爭者，這讓數百萬家庭的生活陷入深深的焦慮中。

　  培生強調核心標準考試帶來的夢魘，到底是誰的錯?

　　深夜了，筆者10歲的女兒突然叫她，雖然她幾小時前就上床睡覺了，但她壓力很大，睡不著。在她參加紐約州英文考試前，她有2周會天天晚上這么做。在她上學的曼哈頓第41公立學校，清楚地感覺到培生的存在。培生按照統一課程標準開發(fā)了該學校多數4年級英文課程，培生還設計了考試內容。

　　在教育世界里，考試成為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終目的。她問筆者：“媽媽，為什么考試這么重要?”眼淚從她的臉頰淌下。她以令人憂慮的邏輯自問自答地說：“如果我在4年級考試中考得不好，我就進不了好的初中。如果我進不了好的初中，我就進不了好的高中，然后也進不了好的大學，最后是找不到好的工作。”

　　這讓筆者嚇了一跳，如果她女兒真這么認為，她作為家長很失敗。但她的女兒說的對。在紐約市，考試成績決定了進什么樣的初中。在她的教室里，壓力如此之大，使得老師不停提到考試。似乎這是小學里哈利·波特的伏地魔，更通俗地說是“不必有名字的他”。

　　當然這不是培生的錯，州和地方政府選擇了推行考試來作為衡量標準。然而，提高標準化考試完全符合培生的利益(培生2014年12月發(fā)表報告，吹響了即將出現的“評估文藝復興”的號角)。范岳涵迅速為此原則進行了辯護，稱大數據的興起有機會通過正確衡量什么有用、什么沒用來提高學習成績。

　　他表示：“我們認為，這種輸入數據變成結果的想法，在幾乎每個公共政策領域都是非常盛行的，為什么教育就不同?”要成功衡量結果，不僅要求有好的目的，而且需要競爭。培生需要對此做些解釋。

　  培生卷入兩宗行賄事件的背后

　　倡導“結束標準化考試濫用和漏洞”的組織FairTest的公共教育主管羅伯特·謝菲，保留了大量關于培生品質控制問題的記錄，包括從印刷錯誤到佛羅里達26個縣考試出現死屏等很多問題。

　　FairTest稱，自2013年以來，培生有過13次重大失誤，包括計分錯誤。其中一次計分錯誤導致5300學生失去了進入紐約市資優(yōu)班的資格。另一次在弗吉尼亞州針對學習有障礙的學生的替代性評價項目上的計分錯誤，導致4000名學生被告知他們已經通過了測試，而實際上他們并未通過。這些失誤一旦被曝光，培生很快就糾正了問題。舍弗勒表示：“培生被報道的失誤的百分比高于其他公司。”

　　培生對這個結論表示質疑。“以任何方式考量，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其他公司比培生更準確。”培生的一名發(fā)言人說，“事實上，我們相信我們公司是最準確的公司之一。”這名發(fā)言人還補充說：“任何時候出現失誤，不管這種錯誤多么少見，我們都是無法接受的。”

　　為獲得利潤豐厚的合同，培生的某些做法有時也受到指責，首先一宗就是培生的行賄事件。

　　培生利用其非營利性基金會，而該基金會的主要領導者是培生的高管，邀請教育部門官員到諸如里約熱內盧、新加坡和赫爾辛基等地去旅行，因為這些官員正在考慮是否選擇培生作為他們所在州的核心課程開發(fā)者。2011年，紐約州總檢察長埃里克•施奈德曼對培生的這種行為展開了調查。2013年，培生支付770萬美元罰款以和解糾紛，并同意使培生和基金會各自獨立，但不承認犯罪。培生表示：“我們認識到，我們有些時候原本應該讓基金會的管理及其與培生的關系更清晰、更透明”2014年11月，培生宣布將完全關閉基金會。

　　另一起調查涉及到培生、蘋果公司和洛杉磯聯合學區(qū)之間的關系。

　　2013年，培生、蘋果公司和洛杉磯聯合學區(qū)聯合宣布推出一項價值13億美元的項目，為洛杉磯聯合學區(qū)的65萬名學生每人提供一臺搭載培生教育課程的iPad。該計劃很快陷入窘境:原因包括官僚主義、技術問題(兒童會使用平板電腦上不適當的網站)，以及針對投標過程的指控。公共廣播電臺KPCC報道，培生在一次會議上為出席的教育工作者——包括招標委員會一些成員——提供了補貼。(培生否認提供補貼。)在該會議上，培生給每位與會者發(fā)了一臺iPad。(培生表示，iPad的收受人同意只將iPad用于學區(qū)事務)。這一切都發(fā)生在招投標過程開始之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調查此事。新的學區(qū)官員去年秋天終止了合同，宣布他會把該項目拿出來再次招標。培生表示，它并沒有被要求為這項調查提供資料。

　  培生危機下的轉型：將涉及教育的各個階段

　　今年早些時候，在密西西比州，反對者對該州的通用核心標準提出了抗議，培生廣泛地參與了該標準的制定，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其他地方，公眾也對當地的教學項目合同及其監(jiān)管過程進行了投訴，這也可能對培生不利。例如，在德克薩斯州，培生擁有價值達到4.68億美元的合同，為該州提供測試和教育材料。但是，在對德州教育局(Texas Education Agency)的一次審計中，審計者發(fā)現了嚴重的問題。同一次審計還發(fā)現，培生在獲得德州教育局的合同不久后聘請了該機構的11名員工，其中兩名員工與合同有關。一些觀察家認為，培生的合同可能不會再延續(xù)。

　　這些事件發(fā)生時，范岳涵并非培生的CEO，但挽救公司聲譽的任務落到了他頭上。越來越多人對通用核心標準的強烈反對也增加了他的壓力。美國已經有三個州放棄了該標準。在政府內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該標準的反感都在增加。但FairTest的謝弗認為，由于共和黨掌握了國會，這場反對運動將減弱。

　　但是，即使標準改變，它們可能被新的標準替代，對于如此大型的教育項目，培生仍然是唯一有資格參與的公司。面對來自許多方面的指責，培生當然面臨壓力，但事實是，它們可能沒那么要緊：即使課程發(fā)生劇烈變化，培生很可能仍然無可取代。

　　測試項目已經幫助培生減少對傳統出版的依賴。自2008年以來，培生在美國的教科書業(yè)務收入已經下降大約17%; 自2005年以來，金融時報集團(FT Group)的銷售額下降29%。與此同時，培生現在的收入有60%左右來自于所謂的“數字化和服務”，而2006年這一比例為37%。

　　在線教育顯然是培生一個巨大的機會。在線教育價格便宜，且隨時隨地可以進行，只要有互聯網。根據IBIS Capital的估計，2012年，在線學習市場的價值達到910億美元，且近年來快速增長。

　　因此，范岳涵正在推動培生轉向直接面向消費者的教育，尤其是海外教育市場。許多人沒有機會進入大學或者職業(yè)學校，他們都是在線教育的潛在客戶。培生可以開拓北美之外的市場，尤其是誘人的在線教育市場。培生的國際部門主管塔瑪洛·米尼克·思科卡羅表示：“我們可以在整體教育價值鏈方面做更多的事情，這才是我們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簡單的說，她的說法似乎也印證了每一個批評者最擔心的事情：培生希望涉足教育的各個階段。

　　自2010年以來，培生在國際成人教育領域已經投資了超過20億美元：收購南非電腦培訓連鎖學校CTI的75%的股份;收購華爾街英語培訓學校;以7.21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巴西最大的英語培訓學校Grupo Multi。培生還與羅格斯大學、佛羅里達大學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都學校合作開發(fā)在線學位課程，這些課程還可能將被星巴克為其全職員工購買。已經有超過1000名學生已經參與這些課程。

　　所有這些變化，包括范岳涵向集權化管理的轉變，已經動搖了培生本身。培生公司內部士氣大跌。在雇主評價網站Glassdoor上，只有一半人支持培生CEO。一位自稱企業(yè)副總裁的評論者說：“‘一個培生(目前培生正在推行的全球整合戰(zhàn)略—one Pearson)’在理論上是一個很好的座右銘，但實際上可能難以操作，因為航母很難轉向。范岳涵，在最近的公司重組中，你的良好意愿正在逐步迷失方向?，F實點吧，傾聽同一個戰(zhàn)壕內其他人的話。”

　　范岳涵也正在試圖讓培生成為一個更負責任的公司。2013年底，他宣布培生將建立自我評估系統。就像評估其他公司一樣，培生將評估自己的表現，并公布每一項業(yè)務的業(yè)績。為此，培生已經制定了具體的評估標準，并承諾將遵守自己的標準。

　　按照該計劃，培生信息披露的程度遠遠超出大多數上市公司。范岳涵表示，如果培生的項目不能達到期望的結果，比如，如果它在中國的英語培訓學校的教學成果不符合標準，它將放棄該項目。“如果說我們的目的是幫助人們通過學習改善生活，”他說，“我們最好能夠證明這一點。”這一舉動需要勇氣，畢竟，很少有企業(y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在顯微鏡下。但值得注意的是，培生給自己五年時間來為此作準備，遠遠超過了許多客戶所能接受的時間。

　　培生能夠達到標準嗎?范岳涵相信可以，而且也得到投資者的明顯支持。然而，培生面臨著內部的挑戰(zhàn)，更不必說外部的指責，這一戰(zhàn)略能否成功并不確定。范岳涵已建立了計劃實施的時間表，現在他需要通過這場測試。(多知網 倪盛 譚思 編譯)